3月初的一天傍晚，地下党重庆市委交通员风尘赴赴地来到林晋松的中药铺，给北碚交通站送来一个通知，指名要顾宏君和熊三妹立即动身到重庆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熊三妹立即通知了顾宏君。时间很紧，走路的话来不及了，两人马上赶到码头。到重庆的客轮早就开走了，分别找了几个熟人，都没有联系到去重庆的船只。后来打听到有个朋友，买了几挑桃片，今晚要搭一艘合川运货的木船运到北碚，木船将继续航行到重庆去。他们立即找到那人，朋友满口答应帮忙。不过合川的船要晚上8点以后才到北碚；外达（另外）木船不是到重庆港，只到重庆江北的悦来。

由于时间紧急，他们只好坐截船走截路：先坐木船到江北，再走夜路到重庆城。

8点钟，顾宏君和熊三妹顺利的搭上了木船。船到江北悦来场，已经过了半夜。下船后，两人没有休息，立即赶夜路进城。天上没有月亮，四周一团漆黑，一片宁静，低头看不见路径，抬头辨不清方向，“呼呼”的北风一阵紧一阵，吹得路边的树枝“啪啪”作响，小路凹凸不平，很不好走。好在走夜路对顾宏君来说是家常便饭，出发时还预先带了个手电筒；熊三妹也早就习惯了日晒雨淋、风餐露宿，这点苦根本算不得什么。他们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不紧不慢的走路，凌晨5点多钟就到了江北嘴。

两人在码头找了个避风的地方，坐下来打个盹休息了一下。等到天麻麻亮时，过江的轮渡开航了，他们又坐船渡过嘉陵江，来到朝天门。

两人随着下船的人群，穿过朝天门门洞，沿宽敞的河街拾级而上，慢慢爬上300多级的码头梯道，从热闹的信义街折向陕西路。顾宏君见时间尚早，便招呼熊三妹在路边的一个小食店，草草地吃了两碗老虎灶鼎锅面。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多了起来。他们混在行人里，向望龙门匆匆走去。8点钟，两人来到了龙兴路岔路口的地下党重庆市委秘密机关。

参加会议的另外5个人也陆续到来。会上，重庆市委副书记伍禄布置了一个营救新四军被俘伤员的任务。

事情是这样的：

国民党第三战区把几千新四军战俘囚禁在上饶集中营中，这些不屈不挠的战士，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时机伺机越狱，希望逃出牢笼回到前线，重返抗日战场。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天上下起了暴大雨，冲垮了集中营一栋房子屋檐外面的围墙，有三个战俘就趁机从围墙的缺口跑了出去。其中有一个叫薛豫东的上校，是新四军军部的机要处副处长，被俘时他化名为文化干事“万盛生”，一直没有暴露身份。

可惜的是他们在夜间大雨中摸索前进，鞋子也跑掉了，又迷失了方向。第二天早上，被追捕他们的国民党部队抓住，送回了集中营。

集中营的少校特务队长亲自审问这三个人，对他们拳脚相加，还用棍子抽，拿刀背敲，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看守把他们打昏后拿凉水浇，浇醒后再打。后来，有一个人实在遭不住（受不了）惨无人道的残酷拷打，被迫指认了薛豫东的真实身份。

特务队长欣喜若狂，想把机要处长使用过的密码弄出来，还想查清楚新四军中的共产党组织与延安共产党中央联络的机密。他先是逼迫薛豫东自首悔过，后又严刑拷打，但任他软硬兼施，薛豫东咬紧牙关，绝不屈服。

特务队长无计可施，只好垂头丧气地上报了上峰。集中营里安插的军统特务便报告了军统总部。

军统局得到报告后，军统局长戴笠立即派人去将薛豫东押解到军统总部，计划于明天下午3点左右到达重庆。军统打算从他嘴里，掏出新四军与延安联系的机密。

然而，由于在集中营遭到非人的毒打，薛豫东受到了致命的内伤，加上背部的肌肉已经感染，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生命垂危，根本无法进行审讯。

于是，军统安排重庆的陆军伤兵医院，在明天下午薛豫东到重庆后，立即做手术抢救。手术的要求有两点：一是必须能够开口说话，以便第二天提审；二是至少维持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生命。

昨天中午陆军伤兵医院的护士长，也是地下党的潜伏人员，接到医院准备手术的安排后立即送出情报，市委立即制定了代号为“暗渡陈仓”的营救计划。“暗渡陈仓”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陆军伤兵医院进行营救行动，由重庆地下党负责，熊三妹同志参加行动；薛豫东同志营救成功后必须离开重庆，躲避军统的搜捕。所以，第二阶段由顾宏君同志负责组织接应，将薛豫东同志撤往北碚交通站隐蔽疗伤。第三阶段是薛豫东同志伤愈后通过北方交通线送返延安。

陆军伤兵医院位于重庆北郊嘉陵江边的五坪铺。医院护士长提供的情报里，还提到一个情况：伤兵医院前几天曾经收治了从东南沿海地区转来的十几个中了日军化学毒气弹的伤员。昨天上午，一个东北籍贯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经抢救无效死于化学感染并发症。东北来的熊三妹同志于是准备冒充东北籍贯的书记长的妹妹，于傍晚时分以到伤兵医院去办理后事为借口，混进医院协助营救行动。

会后，熊三妹留了下来，与营救组的同志研究方案，熟悉情况；顾宏君则立即返回北碚，布置接应工作。

第二天，军统押解薛豫东的囚车于下午3点多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伤兵医院，薛豫东连脚上戴的脚镣都没取，就被直接送上手术台。手术做到黄昏时分结束，薛豫东被推到医院后院太平间附近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一块肮脏的木板上，说是要在观察几个小时，等麻药消除后才能押走。军统留下了2个特务看守监视，其余几个特务开着囚车到城里头吃晚饭去了。

熊三妹就是在这时，由两个身穿中山装的地下党员陪同，出现在医院后院黑洞洞、臭烘烘的长长走廊上。与他们走在一起的，是身背消毒液喷雾器的医院护士长，这一群人都戴着白色的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每一个人手上都戴着橡胶手套。

走廊的尽头就是薛豫东所在的杂物间，昏暗的灯光下，两个军统特务就站在门外抽烟。出了走廊再往前走十几米，另有一排房子，其中大的一间就是停放县党部书记长尸体的太平间。

离两个特务还有老远，护士长就开始一路喷撒消毒液，还有意无意地把消毒液喷到空中。特务们慌忙朝旁边一跳，有点站不住了，就退到走廊转角墙边的地方站定，又急忙从口袋里摸出手绢，捂住鼻子和嘴巴。

眼见两个特务只是退到了走廊的当头，还在远远的监视着杂物间的门口，这一行人只好一直朝前走进了太平间。护士长就在太平间门口一边喷撒消毒液一边十分夸张地大声警告里面的人：“死者中了鬼子的毒气，有极强的传染性，你们搬运时绝对不能碰触尸体哈，遭传染了没得药医哟。”

那两个特务只是听说太平间的书记长是中毒气身亡的，究竟有多大的传染性，也搞不撑展（清楚）。听了护士长这么一喊，不免吃惊不小：唉哟，不得了。尸体都碰不得，不晓得传染有好厉害啦。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哪个嘞哈（现在）还象个哈苞（傻瓜）一样守在嘞干钱（这里）哟，那不是自寻死路吗？再说了，那个新四军战俘刚动了手术，一直昏迷不醒，连站都站不起来，早就半死不活了。而且还戴着脚镣，跑得脱迈（吗）？想到这里，两个人胆子就大了，都觉得问题不大。于是，一个对另一个说：“我去买包烟。”另一个接口道：“我去屙个尿。”讲完，两个人也不等对方答应，争先恐后的溜到医院外面去了。

护士长见两个特务都遭被骇跑了，神经一下子松弛多了，赶快发出暗号，地下党几个人跟倒（立刻）溜出来，一闪身进了臭烘烘乱糟糟的杂物间。护士长在外面假装消毒过道，进行掩护。

熊三妹先跑去关了窗户，又回到薛豫东的旁边，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薛豫东睁开眼睛，他还不能说话，但似乎明白了什么。另外两个地下党一进来就为薛豫东取脚镣。

这个脚镣是用钢精敲弯成一个铁环的那种简易脚镣。地下党员用随身带来的钳子，伸进铁环的缝隙，几架钳就撬松了缝隙，小心地把铁销子从铁环合拢口的小洞中拔了出来，铁镣就从薛豫东的脚腕上卸了下来。

两个地下党员迅速到太平间抬来县党部书记长的尸体。随便把尸体放在木板上，盖上被子，又给他胡乱戴上铁脚镣。这时天已经黑尽，几个地下党员，用担架抬着薛豫东大摇大摆的从医院出来。熊三妹以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唠唠叨叨，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一路上的人忌讳“死人”，纷纷避之不及。

那两个军统特务也看到了，他们也生怕遭传染，根本没有想到去核实一下，反而逃得更远了，跑到医院前面的马路洞门（对面）又躲了半个多小时。

后来，他们回到杂物间门外，两人捂着鼻子，借着阴暗的灯光，马马虎虎地透过门缝看到了躺在木板上的人还戴着脚镣，就放心落扣（放心大胆）的躲到常十（几十）米外去监视了。

熊三妹他们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漆黑一团的嘉陵江边。顾宏群和林晋松早就租好了船等候在此了。

这是一条桅长数丈，搭有舱篷的木船，扎腰带打赤脚的船老大正坐在船头抽叶子烟。参加营救行动的重庆地下党同志与顾宏君简单交谈了几句，等薛豫东被抬上了木船后，他们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船上的船夫也麻利地松开缆绳，船老大掌舵，划桨的众人喊着整齐的号子，划着船离岸起航。

他们乘着夜色，在湍急的浪涛中逆江而上，行至半夜三更时分，木船平顺地驶过了北碚，来到嘉陵江南阳峡河段。只见两岸悬崖耸翠，幽深秀峭，河道狭窄，峡水迤蓝，水急滩多。赤膊露腿、青筋暴露的船夫们不敢怠慢，使出浑身的力气划桨，努力地保持木船的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