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坝三矿是天府煤矿下属的一个较大的矿井，位于一个北高南低，地势倾斜的山坡脚的一条小溪边，有一条通往北碚码头的沙石公路。街上有几栋矿井的砖木结构的小楼，临街的商铺以草房为多，坡上是矿工居住的一排排十分简陋的吊脚楼，每一间楼房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几根杉木或依附崖壁，或临坎吊脚，撑着各自四四方方的木楼，相互挤靠在一起，看似晃晃荡荡，实则相当牢固。

这天早晨，国民党一辆拉煤的军车，在三矿的煤场横冲直闯出了车祸，压死了两个在街边玩耍的矿工子弟。军车闯祸后妄图逃跑，被愤怒的矿工拦了下来。很快，煤场聚集的抗议矿工越来越多，与拉煤的士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上午10点多钟，国民党驻军派来一个连的士兵，抢走了作案的车辆和士兵，还打伤十几个抗议工人。

在煤矿做工运工作的地下党员顾宏君闻讯立即赶到煤场，在煤堆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地号召矿工兄弟们拒绝下井，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矿工们群情激奋，纷纷响应罢工号召，选举了代表与矿井方进行交涉，联名提出了不赔偿受害矿工，不惩罚作案的国民党士兵，绝不复工。

矿井方顿时慌了手脚，他们惹不起国民党驻军，又急于恢复生产。于是派出一些歪戴帽斜穿衣的恶霸把头纠集一批袍哥地头蛇四处活动，假惺惺地以增加工资来引诱矿工复工，并杨言如矿工们不从，明天将抓人下井强行恢复生产。

面对激烈的斗争形势，顾宏君决定晚上召开支委会研究斗争策略。

当天晚上，罗家坝三矿小街上的小摊小店陆续收摊关门了，只有几家妓院、赌馆和酒店还透出稀稀疏疏的灯火。

“付麻麻酒馆”是家通宵营业的餐馆，主要为下了夜班的工人提供吃饭喝酒和打牌娱乐。8点多钟，开会的3个地下党员早早的来到酒馆，他们都刚刚离开喧闹的煤矿办公大楼，还没有吃晚饭。几人拖着疲乏的双腿走进酒馆，打算先喝点酒解解乏，等人到齐了再上楼开会。

吊在酒馆店堂中间的那盏双嘴电石灯，冒着白得带绿的火焰，隐隐散发出一股电石的臭味。摇曳的灯光下，另外两张餐桌上有几个年轻人在浅酌低斟。3人要了煮花生、卤猪头肉、石磨豆花、红烧肥肠和蒜苗炒腊肉等几碟下酒菜，勾了两斤枸祀酒，边喝边摆谈起来。

9点钟，灯光昏暗的店堂里变得空荡荡的，只有他们几个食客了。3 人扫了一眼冷迷秋眼（冷冷清清）的昏暗店堂，起身结了账，上楼来到麻将室，准备开会。

他们刚刚坐下来，十几个手里拿着手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青年人，突然凶神恶煞的闯进来，不由分说地将3 人按倒在地，铐上手铐，推上停在街口的军车押走了。

其实，本来开会的应该是5个人，幸免逃脱是罢工的主要领导人顾宏君和另一个地下党员王师傅。

原来，顾宏君提前1小时来到山坡上公路旁边的一个杂树林，等候请示项书记的方师傅回来传达项书记的指示。可是等了半天，已经临近9点了，却始终不见方师傅的影子，顾宏君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就在这时，他看到两辆美国生产的道奇汽车飞驰而来。

顾宏君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因为天府煤矿的载重汽车很少，而且大都年久失修，破破烂烂，如今两辆崭新的带有车篷的美国汽车突然出现，而自己派到学校去请示的矿工方师傅却仍不见踪影，这就意味着项书记可能出事了。

顾宏君一刻也没有停留，掉头拚命往山下的付麻麻酒馆跑去报警，可还是没有跑过汽车轮子，好在他在半山腰拦住了一个匆匆赶去开会现场的地下党员王师傅。

王师傅是煤矿运煤小火轮上的轮机工，他因为工作地点离得远一些，所以来得稍晚一点，得以幸免于难。而在“付麻麻酒馆”等候开会的3个地下党员走避不及，被军统特务捕获。

顾宏君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被特务带走，心情十分沉重。突然，他想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项书记租住的房子里，有一份全区地下党员花名册，不知特务找到这个文件没有？那个花名册是个小本子，上面的党员情况，是前任区委书记记录的。2个月前，前任区委书记受南方局派遣到延安学习，临走时将党员名册交给了顾宏君。项书记到任后，从顾宏君手上拿去熟悉情况了。怎么办?假如花名册落到特务手里，无疑是北合地区共产党员的一场灭顶之灾。

顾宏君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他当机立断：出于组织安全考虑，必须冒险取回。于是他招呼王师傅回到矿工住的棚房，两人商量了起来。

顾宏君说：“项书记的房子是方师傅介绍的，她入住的时候，正好是我以弟弟的身份，陪她到住所与房东交涉的。你看这样行不行：先以方师傅的口吻写张便条，然后去找房东，说是项老师到重庆办事去了，忘带了相关的身份证明，现在派她的弟弟来取，连夜给她送到重庆去。”

王师傅双手乱摇，坚决反对:“要不得，要不得。特务正在搜捕中，现在上门去取花名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顾宏君坚定地说：“花名册不转移，迟早会被特务搜出，那后果就不堪设想。现在组织处于极度危险中，没有时间犹豫了。”

王师傅说:“可就算房东给你开了门，项书记一定把花名册藏了起来，你一时半会不一定找得到。”

顾宏君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因为项书记搬进出租房后，我找人帮她订做了一张梳妆台，并告诉她，梳妆台的抽屉给她特制了一个夹层。如果不出意外，在夹层里应该找得到。”

王师傅皱着眉说:“方师傅说不定已经被捕，怎么写便条呢？”

顾宏君笑一笑，说：“你到方师傅铺位下的包袱里找找。虽然他现在人不在，但他的印章应该还在。”

王师傅马上到方师傅的铺下拉出了一个布包袱，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他领薪水时用的印章。

顾宏君立即写了一张便条，王师傅拿出方师傅的印章，在便条上盖了章。

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顾宏君立即冒雨赶往北碚，来到就在项书记租住房隔壁的房东的家。可是，房东屋里黑灯瞎火的，房东不在家。

项书记的房东是个老太太，丈夫在去年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中遭难，两个儿子都是川军的军官，如今是一个人独居。顾宏君又不能向隔壁邻居打听，只好耐心的躺在暗处等候。

大约午夜时分，房东老太太终于坐黄包车回来了。原来，她的一个老姐妹今天过生日，她去参加了寿宴，晚上吃完酒后，又接着打牌，一直打到11点钟才散。

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顾宏君：“这不是项老师的弟弟吗?”在看了便条后，房东老太太很爽快地把出租屋的备用钥匙给了他。

顾宏君从老太太家里出来后，并没有急于到隔壁的出租屋，而是先沿着街道走了一个来回，确认没有异常后，才迅速打开项书记的出租屋，闪身进了屋子。

他没有点灯，摸黑在梳妆台抽屉的夹层里，顺利的找到了那个记有花名册是个小本子。他将小本子摸出来藏在口袋里。还了钥匙，告别房东老太太，快步向城外走去。

大街上没有行人，瑟瑟的夜风夹杂着根根雨丝吹过大街，四周静极了。还好，一直到他走出北碚城，都没有遇到麻烦。

顾宏君又走了一阵，翻过了一个山坡，远远看到了山脚碧水悠悠的嘉陵江，他知道这下安全了，就找了个偏僻的树林，如释重负地拿出小本子，划燃火柴点火烧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午夜，北合区还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得以有惊无险地逃脱了军统特务的魔掌。

顾宏君连夜通知了附近乡下几个自己知道地址的地下党员赶快转移。第二天一大早，他借了一辆洋马儿（自行车），骑上车直奔重庆而去。

为什么要急于赶往重庆呢？是因为顾宏君惦记着被捕同志的处境，急于向党组织汇报北合区当前面临的险恶局势，以便组织进行营救工作。但他的直接领导被捕，北碚的交通员又牺牲了，他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决定不顾生命危险潜入重庆，到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报告情况，请示进一步的应对策略。当时，周恩来回延安去了，没有在办事处，董必武同志接见了他，听取了他的汇报。董必武还告诉他，南方局已经接到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报告，掌握了北碚和合川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两地20多名党员被捕的大致情况，并告诉他与地下党重庆市委的联络方法，还对应急处理措施作了指示。

乌志蒙为破获地下党交通线立了大功，受到上峰的奖励，还由卫戍司令部稽查处苟处长亲自推荐，送到重庆军统局办的特工短训班受训40天，顿时身价倍增。当这个出身低贱的小混混趾高气扬地从短训班回来后，被直接从士兵提拔为军官。这令乌志蒙欣喜若狂，在同伙面前难免不可一世，为人处事更加气焰嚣张，成天陶醉在侥幸成功的狂喜之中不能自拔。

冯国哲也被记了一功，他喜出望外，对乌志蒙心眼黑，手段杂，板眼奇，名堂多特别欣赏。乌志蒙培训结束后，他特地跑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申请把他从合川稽查分局调过来，连升几级当上了北碚稽查分局的情报科科长。而原来那个情报科尤科长则赏了一个内务科长的肥差，虽然地位和权利大不如前。但总算照顾了木美的面子，勉强交待得过去了。

北碚和合川的交通站遭破坏后，南方局北路交通线被迫中断。去年深秋，党组织任命一直从事工运工作的地下党北合区委委员顾宏君为新的区委书记，上级给他的任务是，利用熟悉北碚和合川的地理环境和地下党员分布情况的条件，立即着手恢复组织，重建秘密交通线，并指示顾宏君：一是重新布点交通站，在新建秘密据点的同时，还要考虑建立备用站点；二是恢复交通员队伍，尽快负担起转送人员、物资和情报的任务；三是将由组织安排地下党员打入北碚国民党机关等要害部门，到时由他直接领导，竭尽全力维护重建的北线交通线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