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腥风的1941年，渡过了一个凄风苦雨的春节。春节前，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使国民党的罪行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春节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川东特委按照南方局的指示，根据新的斗争形势需要，积极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但得到电台后，因为缺乏报务员，请求上级支援。党中央决定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派出一名报务员到川东特委工作，负责建立无线电联络。

这名报务员化名白明生，四川通江人，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进入抗大学习以前，是八路军129师的报务员。2月上旬，报务员将密电码缝进围在脖子上的围巾里，从延安出发，乘坐汽车到达西安。

北方局安排交通员蔡抒苗护送白明生经汉中、广元、南充、合川、北碚的秘密交通线到重庆，并交给蔡抒苗一万块钱作为此行经费。

蔡抒苗在西安至重庆的秘密交通线上工作两年了。去年的中秋节，在地下党北碚和合川的交通站遭到破坏的困难时期，延安拔给重庆地下党重建交通线的活动经费，就是由他护送至北碚交给林晋松，再交到顾宏君手里的。他熟悉沿途的情况，是个斗争经验丰富的交通员。

蔡抒苗接受任务后，按照既定方案，拿出一些钱买了一批台布、枕套、靠垫等当地生产的西安刺绣，缴纳了税金，装了两个麻袋。又通过西安地下党的关系，弄到了两个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2月中旬的一天清晨，两人从西安整装出发。

20多岁的白明生头戴一顶灰色呢帽，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脖子上围一条黄色的羊毛围巾，内穿一件驼色双排扣枪驳头西服，同色西裤，外穿一件格子呢大衣，脚上穿一双黑色皮鞋，打扮成一个“老板”走在前面；30岁出头的蔡抒苗扮成随行“伙计”，带一个挑夫跟在后面。几人赶往汽车站去搭乘到汉中的长途汽车。

到了汽车站，他们发现售票窗口人山人海。由于购买车票的人太多，到汉中的长途汽车每天又只有一班，一时之间，真是一票难求。蔡抒苗把货物放在车站一个角落，掏出力钱打发走了挑夫。他口称“白少爷”，笑咪咪的叫他守在麻袋旁边，自己出了车站。

蔡抒苗在车站外面的街边店铺买了两条高档香烟，回到汽车站，径直向车站的一间小房走去。推门进去一看，有两个人坐在靠墙的两张办公桌后面，屋子中间有一个小火炉，炉子上有一把“噗噗”直冒水蒸气的铁水壶。

“你干啥？”门口边办公桌后面的黑脸汉子问道。

蔡抒苗满脸堆笑，说鹅（我）要到汉中：“先生能否帮个忙？”

“去去去，这里不卖车票。” 黑脸汉子往外赶他走。

蔡抒苗拱拱手，称有要紧事今天必须走，恳求他通融两张客票。边说边从两只衣袖里抽出香烟放在办公桌上。

这一招果然奏效，两人二话不说将香烟收进了抽屉，黑脸汉子立马转换脸色，他接过蔡抒苗递的钱，说声“先生稍等片刻。”就出去了。

大约一支烟的功夫，黑脸汉子握着两张车票回来了。

8点钟，长途汽车的司机准时打开了车门，乘客们蜂涌而上，有行李的人七手八脚的把自己的行李搬上客车顶上捆好，客车很快就被挤得满满当当。

8点半，那辆吱吱作响的长途汽车慢慢驶出了西安，一路奔汉中而去。

那辆美国进口的客车，由于时间久远，显得十分破旧。车的司机台很窄，没有发动机变速器，使用酒精作动力。在坡坡坎坎、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上蹿下跳，车上没有座位的乘客左推右搡，东摇西晃，车厢里乱哄哄的，白明生和蔡抒苗紧闭着嘴唇，坐在硬梆梆的木条椅子上随车摇晃。

长途汽车沿途不时翻山越岭，颠簸前行。一路乘车是非常艰苦和紧张的，在中午和下午，两次遇到军警上车检查，耽误了几个多小时，好在两人有商人的身份证件和通行证，又带着一些货物，所以有惊无险地顺利通过。

大约晚上8点左右，客车才摇摇摆摆地抵达了汉中城。此时天已黑尽，城里的街头华灯闪烁，人群熙攘。

下了车，两人先找了一家饭馆准备吃晚饭，一坐下来，就闯进来几个地方保安团的人，对饭馆里的食客进行了盘查，还叫他们打开装有西安刺绣的麻袋检查了货物。

折腾了一阵，保安团的人走了。他们简单的吃了一碗小面，找到地下党在汉中的交通站，这个交通站是一家旅馆。现在情况十分复杂，他们人生地不熟，在交通站住宿相对安全一些，有什么突发情况也好有个照应。

谁知刚进旅馆，他们又遇到警察的检查。

两个歪戴着帽，敞开着衣襟的警察，满嘴喷着酒气，对外地来的旅客，翻来覆去的进行询问，仔细的查看证件。旅馆老板又是递烟又是塞钱，两个醉鬼才心满意足的走了。

警察走后，蔡抒苗与当旅馆老板的交通员接上了头，几个人在客房里商量起来。旅馆老板说，到广元的长途客车一般要提前一天预订。明天他到车站去想办法，如果当天的车票不行，争取买到第二天的。

蔡抒苗说：“我有一个在汉中县政府当差的老乡，从小一起长大，为人不错。我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请他帮忙弄到车票。”

旅馆老板说：“如果不是当官的，可能要花点钱。”

白明生也同意：“花点钱也值得。但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蔡抒苗安顿好白明生在旅馆休息，自己出了旅馆，转了几条街来到县政府，打听到老乡的宿舍，把他约了出来喝酒。

酒过三巡，蔡抒苗向老乡打听当地情况，老乡告诉他：“汉中建有一个战区的后勤基地，给军队供应战时物资。我在县政府兵役科开车，主要给军队的师管区征募壮丁补充前线部队。”

蔡抒苗叹了一口气，说：“还是老兄混得不错，工作也安稳，不像兄弟我给商人当伙计，餐风宿露，日晒雨淋，担惊受怕，四处奔波。唉。”

老乡感慨道：“这兵荒马乱的，做点买卖是很艰难哪。”

蔡抒苗说：“就是呀，今后有需要的话，还请老兄多多关照。”

老乡问：“哥子此行到那里去？”

蔡抒苗说：“我随东家白三少爷从西安带点货到四川重庆贩卖，在此地转车。”

老乡随口说：“你们要到重庆吗？正好我们后天要开两辆车到四川去接兵，不过是到成都。”

蔡抒苗心中一喜欢，如果搭军车，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他拿出一叠钱来，试探着问老乡：“我和少东家可以搭个便车到广元县城不？我们带有两条麻袋的货，去赶客车（乘客车）麻烦得很。”

老乡伸手挡开钱，耿直地说：“说嘞些，哪个要你的钱啰，反正后天我们是空车过去，顺便捎你们，没问题。”

就这样，他们在城里等了一天，第三天清晨离开汉中。由于是军车，加上他们证件完备、手续齐全，一路上的检查站都顺利通过，一点都没有遇到麻烦，于当天晚上到达广元县城。

到了广元，两人住进旅馆，早早休息了。随后的路程则必须改乘轮船，走嘉陵江水道奔赴重庆。

当时的四川，由于地形限制，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嘉陵江流域的陆上交通十分不便，抗战以后，开通了广元经苍溪、阆中、南充、合川到重庆的航线，每周往来一次，方便了沿江居民乘坐轮船出行。但因嘉陵江河道弯多水浅，航行的轮船多以小火轮为主。

第二天一早，他们来到码头，购好船票。一伙军警照例上船检查，搞得鸡飞狗跳的折腾了半天。白明生和蔡抒苗约好，到时在甲板聚首。蔡抒苗便去办理货物的托运手续，白明生则先上了客轮。

这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木壳小火轮，附带一艘拖驳。船不大，吃水浅，甲板上立着一只烟囱，动力为烧煤炭的双暗輪式锅炉，水管式引擎，有两层船舱，其中房舱10位，统舱40位。

蔡抒苗很快办完托运，上船在轮船的甲板上与白明生汇合，两人低头商量起来。甲板上风很大，白明生把滑下来的眼镜架子朝上推了推，指示蔡抒苗：船到重庆后，两人分头行动。自己先到南方局交通站接头，接受组织的指示。为避免引起怀疑，蔡抒苗先将货物提出，办理验税手续后，运到重庆的较场口，找一家大一点的店铺，以两成或一成的利润，托老板把货物抛售出去。办妥后，再到交通站来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