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稽查分局的王局长和冯国哲等人刚刚把林老汉和花店老板等人押回合川稽查分局,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和两辆军用卡车就风驰电掣地驶进了分局的院子。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那个军统局派来的苟处长,带领一批军统特务从重庆赶了过来。
几辆车在院子里刚停稳,身穿毕挺黄呢军服,肩佩少将肩章的苟处长趾高气扬地跳下吉普车,指挥特务兵分两路,展开行动。
一路由他带领几个特务,在合川分局对捕获的地下党员开堂审讯,由冯国哲协助审讯;另一路则由王局长带军统行动组返回花店勘查现场,再次进行仔细的搜查。
花店老板最先被押进了审讯室。只见审讯室里面放着棍棒、绳索、牛筋鞭、老虎凳,各式刑具齐全。进门处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满脸杀气的军官。另有两个大汉靠墙站成一排,穿着短褂,敞着怀,露出浓黑的胸毛。
花店老板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他面不改色,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冯国哲见问了半天,花店老板始终不开口,便“嘿嘿嘿”一阵奸笑,拍了拍花店老板的肩胛,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承不承认,你们的组织都要完蛋,何必受皮肉之苦呢。”
花店老板不为所动,还是不开口。
一直翘着二郎腿,不停地抽着香烟的苟处长,终于失去耐心,他一拍桌子,一步抢到花店老板的面前,凶相毕露地大吼一声:“动刑”。
各种骇人听闻的刑具,轮番施加在花店老板的身上。打得他体无完肤,痛得他一次次地昏厥过去,但每次被冷水泼醒后,他仍一口咬定没得那回事。
苟处长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咬牙切齿地放狠话,接二连三地暴粗口。
这时,一个脸色蜡黄的牢房看守慌里慌张地冲进来,附在苟处长的耳边轻声说:“那个中药铺的林老汉不行了。”苟处长愣了一下,挥手叫冯国哲去看个究竟。
冯国哲急忙来到牢房,看到林老汉口吐白沫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已经气绝身亡。
原来,林老汉在花店被踢中心脏部位重重倒地,他感到胸部撕心裂肺的疼痛,知道自己受了致命的内伤,怕是活不成了。他痛悔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想到由于自己的鲁莽行动,不但中了敌人的奸计,暴露了自己,还让敌人破坏了合川的地下党秘密机关,连累了同志们被敌人抓捕。不禁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心里后悔莫及。
就在这痛苦的煎熬中,他突然发现自己所躺的地上,生长着一片绿色的雷公藤。他是个郎中,知道这雷公藤又名断肠草,是巨毒的草药。林老汉决心以死抗争,绝不向敌人屈服,哪怕牺牲自己,也要保住交通站的秘密。于是,他趁特务不备,忍着巨痛一把一把地扯下雷公藤塞进嘴里,吞下肚里,时间一长,毒发身亡。
再说搜查花店的特务,一番翻箱倒柜的折腾,从搜出一大堆物品中,发现了一张很普通的送货单,上面有2个送花草的地址,分别是合川东来坝79号和菜市口文具店。
军统行动组的组长,指着送货单问王局长:“东来坝79号是个大户人家吗?如果不是有钱的富豪,消费得起花花草草吗?还有,文具店经营的物品,与花草毫不相干,这两个地方一定有问题。”
王局长一拍额头,“对头,这里面是有古怪。”他立即安排手下人分头带路,乌志蒙、尤科长和军统特务一伙人蜂拥而出,分别前往两处进行了疯狂的搜捕。
比较偏僻的东来坝79号是北合区区委委员张云青的住家。那天,合川来凤乡的伍长顺等3个党员,到张云青家汇报工作,3 人刚刚走拢10分钟,特务们就破门而入,3 人猝不及防,被特务们抓住。特务还将张云青的妻子和10 岁的儿子一共6人带走后押往重庆,关在望龙门军统看守所。
菜市口文具店,是地下党的另一个秘密据点,店里存放的大量党的宣传品及《新华日报》,被特务们搜出,店主和伙计2名地下党员被捕。
就这样,以花店为掩护的地下党北合区委设在合川的秘密机关和菜市口文具店等秘密据点,以及以林草堂为掩护的合川交通站均遭到破坏。随后,特务们还抓住了以给林老汉送药材为掩护的合川交通员小简。
苟处长指挥特务在合川捕获了十几个地下党员后,马上杀了一个回马枪,带着人马又在当天中午马不停蹄地赶到北碚,水都没有喝一口,就立即吩咐提审被关押在北碚侦缉分局看守所的那个地下党北碚交通员。可是,那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历经酷刑后,于当天早晨已经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苟处长无法捞到任何口供,于是派出特务到松林坡的交通员那家小杂货店进行搜查。
小杂货店正是北方交通线上的北碚交通站。当两个特务闯进屋内搜查时,刚好有一个力夫挑着两个酒坛进门,特务见其突然进来,厉声喝道:“有人举报,这里是共产党的机关,你来这干什么?”力夫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对着自己挥舞着手枪,遭骇惨了,解释道:“店主人定购的烧酒,我是来送货的。”一个特务用枪顶着他的头,不准他离开。这时,另一个特务在屋内搜查到了几百块大洋,这是组织筹集的党费,准备由交通员转送到重庆市委去的。两个特务遂心生贪念,不问青红皂白硬说那个力夫是共产党人,连人带财物全部带走了。后来力夫实在遭不住各种酷刑,最终屈打成招,哭爹喊娘地被迫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没想到马上就被押赴刑场枪毙了。
苟处长找来冯国哲等人,开会分析研究案情。结果,这个老奸巨猾的军统特务,仅仅根据乌志蒙提供的林老汉那句“大姐”的暗号,又顺藤摸瓜查出了那个从北碚上车的穿旗袍的中年女人。她当时是地下党北合区委书记。她上车后就坐到了最后一排的交通员身边。原来的计划是由她提走交通员的皮包,到合川交通站进行接头的。
女书记姓项,从川东特委云阳县委书记调到北合区委担任书记还不到一个月,公开的职业是北碚职业学校放寒假前刚刚招聘的教师。她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对敌人的百般利诱无动于衷,一口咬定敌人弄错了,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敌人挖空心思,用尽手段,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只知道她是共产党,一直没有搞清楚她的真实职务。后来,她在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国民党保密局的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苟处长一边亲自参加对项书记的审问,同时命令军统特务到项书记租住的屋子进行搜查蹲守。
项书记住的房子,就在职业学校校门外的一条小巷里,屋子里的家具不多,陈设简单。几个特务翻箱倒柜的搜了半天,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于是,特务们退出房子,虚掩上房门,在房子对面的街边摆了一个擦鞋摊,开始守株待兔。
下午3点多钟,有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匆匆走来。中年人姓方,是天府煤矿的矿工,也是一个地下党员。方师傅的家就在这附近的吊脚楼,有一个子女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当时天府煤矿正在开展罢工斗争,方师傅是奉顾宏君的指示,来向项书记请示工作的。不料他刚敲了几下门,背后就被埋伏的特务用手枪顶在腰上。
特务把方师傅推进门去,按倒在地捆绑起来。方师傅知道情况有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方机智地称自己是学生家长,“来找项老师补交上学期学费的。”特务半信半疑,因为学校门口贴有催缴上学期欠费的通知。
特务对他进行了上上下下的仔细搜身,结果在他的鞋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内容是“今晚9点罗家坝三矿‘付麻麻酒馆’二楼麻将室研究的斗争策略提纲”。 方师傅的身份因此暴露了,被立即押上汽车,带到了北碚稽查分局。
苟处长带着冯国哲等人会审方师傅,方师傅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学生家长,那张纸条不是自己的。苟处长也不急于动刑,他把从方师傅身上搜出的那张纸条对折起来,悄悄放在审讯桌上,但只能看见下半页。然后,叫人把项书记押来对质。
项书记一进审讯室,方师傅就大喊大叫越来:“项老师,我来补缴我家五娃的学费,你要给我作证哪。”
项书记一听,似乎明白了什么。她文静地一笑,对苟处长说:“你们把我的学生家长抓来干啥子?”但当她的眼睛扫到桌子上的纸条时,戴着手铐的双手微微抖了一下,她嘴里说:“赶快放了无辜的群众”,脚下却快步上前,想看清纸条上的字。
苟处长马上用手按在纸条上,不让她看清内容。他已经看出了破绽:这个女的是个共党头目,比姓方的矿工重要得多。苟处长狡黠地盯着项书记,一声吆喝:“押下去”,脸上浮现出阴森森的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