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卧地沟回来，在聊天儿之间，我无意的把周萍奶奶诈尸的事讲给了小丽。

“这个事儿，你可以写一个短篇。”她建议我，“咱们文艺部的人创作了文学作品，可以优先发表的。”

实际上，作为编辑室人员，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稿子，曾经是被上级领导禁止过的。意思是，版面资源是全市文艺工作者的。

如果把自己的稿子发在自己的报刊上，有侵占全市作者利益之嫌。但是后来，这个规矩就取消了。作者来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篇幅长短、艺术品位，大都不是太符合版面的标准。

如果把编辑部人员的稿子发表了，作品对路，还能发给他们一笔稿费，调动内部人员的积极性，何乐而不为？

“这东西，怎么写呢？”虽然我对于这次诈尸事件了解的很细致，但是变成小说，总是觉得还有距离。

“干脆就叫《诈尸》，直来直去，一定会吸引人的眼球的。”小丽大胆地出了个主意。

说实在的，对于创作这样的小说，我并不是受发表欲支使，自从我当记者以来，在头版头条发了多少署名消息啊。

为了一点儿稿费，我还不至于与全市的作者争文艺版面这点儿资源。但是，岳父交给我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任务，确实是需要我在这方面练一练笔。

过去写的，都是“本报讯”，或者是经验消息，与小说创作大相径庭。我想通过这一篇小说，看看人们如何评价我的文学创作水平。

于是，我就闷头写了两天，创作完成了，小丽立刻找来画家设计插图，还让书法家题写了标题。等到我看了版面登载出来，自己也吓了一跳。

诈尸两个大字血淋淋的，造成了一种恐惧的视觉效果。而那幅挂图，是一个女人惊恐万状的神情，这无疑更加增强了恐怖的效果。即使是不想读的人，也会受到刺激，设法读下去。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篇小说，竟然会引起了读者们的强烈反响。不少人打电话来，询问这事儿是艺术想像还是真人真事？如果是艺术想像，能不能继续创作下去，来个连载？如果是真人真事，能不能提供线索，让人们去现场看看？

去现场？这还了得？那不把周萍一家骚扰的没办法正常生活了？于是乎，我让小丽发表声明，这篇小说纯属虚构。由于作者精力有限，无法创作续篇，请读者见谅。

事情闹到这一步，也算是可以了。读者出于好奇，议论纷纷也是正常现象。但是，事情炒作到了极限，也就容易走向它的反面。

坏事就坏在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吹捧上。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与我久久没有联系的市作协主席打电话来，告诉我，《诈尸》被提名为本季度最佳文学作品了，马上就会在网上公示。

对于这个荣誉，我实在是想不到。还有点儿受宠若惊。本市的最佳作品每季度评选一次。过去，市作协搞这类评选活动，主要是推出市作协自己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

后来，市级文学刊物被整顿掉了。全市唯一的文学发表阵地只有我们文艺副刊了，所以，为了会员们发表作品方便，作协才把我的稿子推上来吧？

我觉得，这一次让我的《诈尸》获奖，更像是他们的一次公关活动。我想拒绝，又怕人家说我得了便宜卖乖。

再说，如果我把最佳作品奖拿到手，就说明了我不仅仅是会写本报讯的记者，还是个能写出佳作来的作家。这样的事，拒绝它干嘛？

或许就是这么一点儿私心一闪念，让我跌了跟头，吃了大亏。

最佳作品获奖篇目在网上公示后。我首先接到了报社领导的恭贺。说没有想到我还有文学创作的潜质，看来，把你调到文艺部好象是正确的决策。

接下来，就是同行们的短信、微信和电话，这时候，我已经有点儿飘飘然，甚至于让实习生小丽去艺术餐厅安排好请客吃饭。

而景琪对我的获奖似乎无动于衷，她挖苦我说：“你写的那个东西都能获奖，这就是当下文学的悲哀。”

我有些不满，“你看过吗？你认真地看过我写的那个小说吗？”

“没看过。”景琪说，“因为不值一看。”

“你看都没看，你怎么知道不值一看？”

“就是不值一看。”

我懒得和她理论，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小丽。她急急忙忙地说：“主任您赶快上网看看吧。”

“怎么了？”

“有人批评您获奖的小说里，有一些色情描写，网上吵得可热闹了。’

看了网上的批评内容前，我还是很平静的，这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个爱惜羽毛的资深望重的记者，从不做那些令人不齿的事。

可是看到网上的匿名批评内容，我有些动摇了，不平静了。这篇写诈尸过程的作品是匆匆忙忙的写成的。

我知道自己的文学功力不够，没有时间去进一步修改，便把稿子和自己想法告诉小丽，请她来进行文学润色。作品写成后，我只做了简单的修改，便发给了催命鬼似的报社主编。

这时，小丽又打来了电话，愧疚地向我道歉，她说，她润色的时候根本没多想，写到一些细节时，那些句子好像就已经在她脑子里形成了，顺手拈来。

她根本想不起来，那是她曾经看过的哪个恐怖小说写过的一些句子。她哭着说：“对不起主任，我真的忘记了。”

我虽然心绪难平，但强压着怒火安慰她：“没关系，这和你没关系。”我突然想起她是报社主编介绍给我的。

如果不是这件事，我早就忘记了，她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姑娘，于是我问她：“你与主编是什么关系？你称呼他为叔叔，你真是他的侄女儿吗？”

小丽似乎是愣住了：“主任您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我说，“挂了挂了。”

随后打来电话的是报社主编，这有些意外。主编完全是关心关怀的口气，他说：“老兄啊，不用顾及网上的流言蜚语，你是一个正直的人，走得正行得端的人，谁不知道呢。那点小毛毛雨无足挂齿，轻如鸿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他停顿了一下，“不过，你得奖的消息可是传遍了，全社上下都等着你来请客。昨天社长还问我，什么时候给你开庆功会。可是今天院长有点不高兴，他就不直接找你了，让我转达你，让你好好给评奖委员会说明情况，不隐瞒事实。事实就是事实，谣言无论披上多么华丽的外衣毕竟也是谣言。保重啊老兄！”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这是主编早就给我下好的套，可是太过自信和自大，无意间留下了一条缝，就让他给钻进去了。

我只能认下这一个棋局，因为这是我的失算。第三个电话是市作协主席打来的，他张嘴抱怨道：“你电话这么忙，一直占线。”

我连忙道歉：“所有的影响都由我来承担。不管作协做出什么决定我都坦然接受。”

作协主席便消了怒火，安慰我一番，鼓励我下次再努力之类的，便挂断了电话。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要干什么。

在我一直通电话的过程中，景琪在旁边敷面膜、刷微信，一如往常。等我呆坐在那里，任凭电话仍然响个不停时，她拿过我的电话，调成静音，对我说：“完了？”

“完了。”我说。

她那张贴着白色油亮的面膜的脸，毫无表情，“这个奖对你重要吗？”

我木然说：“重要。”

“什么对你不重要呢？”

“你说什么？”我的脑子一时缓不过神。我虽然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篇文章与主编、与我的实习生小丽的关系理顺，可我还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说服自己。

“我看，事情远远不至于此。”景琪竟然会预感了这事情的严重后果，警告我说：“如果真有人想整你的话，这件事还会发酵下去的。不信，你等着瞧！”

“你这是干什么？幸灾乐祸？”我有点儿生气了，“我之所以写小说，还不是为了完成岳父大人交给我的长篇小说创作任务，练练笔嘛！不然的话，我写这玩意儿干什么？”

“怎么了？爸爸的话还成了你犯错误的借口了？”景琪听了我的话更是怒不可遏了：“爸爸只是让你自己老老实实的创作，没让别人瞎掺和。如果你这小说不是让小丽插上一脚，会让主编抓住你的把柄吗？”

小丽插上一脚？听她这样说，我心里明白了，怪不得她对我的失败无动于衷，原来是吃小丽的醋了？想到此，我哑口无言了。

如果说景琪对于小丽的吃醋有点儿蛮不讲理的话，她对我不幸前景的预测还是十分准确的。

十几天之后，宣传部文艺处通知报社：你们文艺副刊登载的短篇小说《诈尸》存在严重“三俗”问题，已经被人举报到省委宣传部领导那里了，宣传部领导指示，一定要严肃处理。

本以为几个电话就把那短篇小说的事摆平了，没想到竟然会有人举报到省委宣传部领导那里。而举报的问题不仅仅是色情描写，而是严重的“三俗”问题。

目前，如果说一个作品有“三俗”，那是等于说这作品有点儿反动了，何况我这是严重“三俗”呢。

文艺处本来是要报社组织一个批判会，把这短篇小说批判一顿的。可是想到我是资深望重的老记者，怕那些同行的人下不了狠手。

于是乎，就在宣传部的小会议室里，召集报社、市作协、文化局。还有社科院的人来，对我短篇小说《诈尸》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活动。

文艺处那位美女处长怒目横眉的读了上面的电话通知和宣传部领导的批示，先让我自我批评，随后就是口诛笔伐的一下子。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就实事求是的说了请小丽进行文学润色的事实，没有想到犯了如此的大错误，真是后悔莫及！

虽然与会者都是文艺处长挑选出来的批判专家，但是，碍于情面，这些人都是敷衍了事的说几句，并不是真的大动干戈。而我觉得，他们也确实是抓不住这作品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见到人们大批判的火力不足，文艺处长很不满意，为了制造气氛，她不得不重复的强调宣传部领导对这个事的重视程度，即使是这样，与会者聊天儿的，窃窃私语的，打哈欠的还是不断。看来，这一场批判会好象是开的不成功，甚至于有些不得人心。

文艺处长觉得有点儿失望了，她这么努力，怎么达不到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效果呢？无奈之下，她只好请主角出场了。

这一场会议的主角不是别人，是市委宣传部负责文艺战线的副部长马达加斯加。他本名马达，因为喜欢与文艺界女人交朋友，人家说他是家外有家。于是乎，赠送绰号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出场果然与其他人不同。他先是肯定了我在报社多年的工作成就，列数了我得到的那些奖项，接着，话锋一转，说到了我这短篇小说的失误，因为上面正抓文艺界的“三俗”问题，我们对李文才同志的错误就不能轻易地放过。

“根据李文才同志所错误的事实，根据群众的反映和上级部领导指示，我认为李文才同志不适合继续担任文艺部副主任职务，建议报社党组将其调出文艺部，另行安排工作岗位。”马达加斯加在发言的最后，终于亮出了最后的底牌。

这，简直就是将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节奏啊！听到这里，我大吃一惊，与会者也张开了大大的嘴巴，以为这马达加斯加是开玩笑，说着玩儿呢！

就因为这么个短篇小说，就要了人家的饭碗？这简直不是批评人改正错误，而是搞文字狱啊！

我的脑袋瓜子嗡嗡响了一下子，不知不觉地瘫痪在座位上。

“李文才同志，”头脑清醒时，我听到了文艺处长的甜蜜蜜的声音，“不要这么激动么！按照上级领导要求，本来是要开除你的，可是，考虑到那样有点儿太重了。所以，还是为你保留了饭碗。有句话怎么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你接受了这一次教训，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嘛！”

回到家，我才知道文艺处长的话并非危言耸听。省委宣传部那位对这个事情做出指示的副部长，过去是岳父大人的死对头。现在的岳父大人退居二线，他抓不住他老人家的任何把柄搞事儿了，正好遇上了有人举报我的短篇小说有三俗问题，于是，就来了个狠的。

为这事，岳父大人与他交涉了一次，看看交涉无果，只得找到省委常委，宣传部一把手部长协调。据说常委宣传部长还真的看了我的小说，说是没什么问题。那个副部长才给我留下了一条生路。

听到这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都说政治斗争残酷无情，没想到在这新闻部门，斗争也如此的激烈。实际上，我与报社主编开始还是一同到报社来的见习记者。

文笔上各有千秋，工作能力不相上下。说是竞争关系，平时大面上的事也还说得过去。不知道怎么了？他这次当上了主编，对于我的事情竟然会如此的用心。

先是把我从经济部调到文艺部，然后又在一个短篇小说上如此的大动干戈。目的不过是想把我赶出报社去，让我这个潜在的对手彻底的消失。哥们儿，你至于这样嘛！

第二天来到编辑部上班，人事部主任找我谈话，说是根据上级领导指示精神，经过报社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撤销我的文艺部副主任职务，调到群工部上班。

群工部，就是群众工作部，原来是处理读者来信的。就是接受一些群众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给予帮助解决。

譬如，哪儿停水、停电了，群众反映了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报纸就通过版面呼吁一下，诸如此类。

通常，这个部门的事是由即将退休的老记者或者是即将遭受淘汰的工作人员担任的。根本算不上是报社的正经岗位。

现在，这样的工作让我这个资深望重的记者去做，分明是羞辱我的意思。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谁让你得罪了领导，又让那篇小说撞到了人家的枪口上了呢？

凡是在政治斗争中吃了亏，自己的人格没有任何瑕疵的。对于这样的遭遇通常是想得开的。遭受了降职且调离岗位的我，思想上虽然有压力，但是也没有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抬不起头来。我把自己在文艺部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大大方方来到了群工部所在的守卫室。而且大大方方的坐在了玻璃窗口前眼睛盯着那些上班的同事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