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天下午，九龙坡区公安局的曾容霞穿着民警服，从她的办公室，拿着一封神秘的检举信来到我的办公室：“夏支，你看这封信。”说着，她把信纸向我递来。

我的办公室有两台电脑，其中一台是备用，我常用的电脑桌子上有一部座机电话。电脑桌旁边有一对单人沙发和一个长沙发，一个茶几摆在沙发中间。墙边的资料柜顶上放着一个旧瓷杯。

我坐在一台电脑桌边，转头看到她的脸神非同一般，便伸手接过信来看后，感到事情重大，但信件上没有检举人。奇怪，奇怪，真奇怪，这么严重的事，怎么不署名，但又回想过来，可能是检举人害怕报复吧！

这信件是从什么渠道来的？我问曾容霞。她说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便把手上的信封递给我。我看到发信的邮戳就是我们区，收信的邮戳也是我们区。

曾容霞：“寄信的人可能在附近。”

我拿着信签：“寄信的人倒不是很重要，关键是信的内容，如果没有假，就需要立案侦察。”

曾容霞：“内容根本不真实。我认为信内除了没有检举人外，还没有写出作案人的名字，只说了一个外号‘大脑壳’，而且没有说出具体地点。人海茫茫，到哪去找呀！可以不管它。”

我觉得曾容霞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信内说出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一点都马虎不得。于是，我又仔细地推敲起那封匿名信来：……有个外号叫“大脑壳”的人，10年前把自己的老婆杀害了，尸体可能就埋在“大脑壳”的家里……写信时间是2008年4月17日。也就是三天前写的。

我认为，检举人可能不知道“大脑壳”的真实名字，把信还给曾容霞：“不管怎样，先查了来再说。”

我在办公室里，从资料柜里拿出资料，和曾容霞一起翻阅着刑事案件破案表。因为破案表上有作案人的基本情况，也有外号的登记。想通过查表，从中发现一个叫“大脑壳”的人，可查了好多本，找到几个“大脑壳”，但经细查，这几个都不是检举信中说的那个人。

曾容霞有些灰心了，但我却信心满满，又坐在电脑前，打开电脑，很快进入了公安人口信息网，一会击打键盘，一会点击鼠标，在全市范围内搜索“大脑壳”。一会后，外号“大脑壳”的人出现了几十个。我看到这么多的人倒还很高兴，便用笔记本一个个地抄录下来，和曾容霞出去调查。我们走街串巷，到工厂，下农村，进拘留所、看守所，到劳改劳教农场，脚跑大，腿走软，个个都调查完了，不见有成效。

这个“大脑壳”，难找，难找，真难找！我深知，找不到这个“大脑壳”，这封检举信将会被打入冷宫。那个死去的冤魂如果是真的，就可能永远也破不了案。

2

一天中午，我穿着便衣，端着饭盒，来到办公室。我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报纸。当看了市内有旅店卖淫嫖娼猖獗的报道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饭盒，把曾容霞喊起就走。

我们经过杨家坪步行街，来到一个叫吼死一条街的地方。这地方在虽离杨家坪环道不远，但却是一个等开发的地带，房屋多是老屋子。而且都建在梯坎上巷道里，这里是最便宜的消费场所，所以鱼龙混杂，十几块钱就可以在这里打磨一晚上。

我见一个老太婆正坐在凳子上打毛衣，便走去身边弯下腰去，对老太婆出示了警官证：“婆婆，我们是区刑警总队的，想打听一下，你们这个社区的治保委员是哪一个？”

老太婆看了看我：“我就是。”说后，急忙进屋端凳子来我们坐。

我知道老太婆姓李后，开门见山：“李婆婆，你之前有没有听过一个外号叫‘大脑壳’的人。”李婆婆说好像没得。

我认为她是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说的话，不一定准确，便开导：“这个‘大脑壳’是男的，可能有过违法违纪行为。以前叫过，现在没有叫了，以前经常在这一带混，现在没有了，或是一直在这里住的人中,您好好想想。”

李婆婆抠了抠头，看着我：“有是有一个，但他被判刑了。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曾容霞：“这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被判刑？”

李婆婆：“名字记不起了，听说是贩毒，被公安局抓了，后被法院判了15年。人不高，有些瘦，脑壳像倒形的葫芦，蓬松的头发像个黑锅盖，使那脑壳显得有些大，说话慢慢的，这个人啦还吸毒，戒都戒过几次。”

离开了李婆婆，我和曾容霞又了解到“大脑壳”的一些情况：

“大脑壳”，男，现年36岁，不是我这里的人，听说老家是金凤那边的，原来在建设厂工作。他的母亲潘祥清还见在，住在这附近不远，父亲也曾在建设厂当伙食团长，因帐目不清被追查，后上吊自杀。他有两个兄弟，几兄弟中只有他性格暴躁。

有一次，他家养的小狗不见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怪邻居的小孩捉走了，扬言要拿刀杀死那小孩。小孩的父母不服。双方发生争吵，眼看要打架，还是李婆婆好言相劝才了事。

“打脑壳”有一个妻子冉启珍，原是建设厂工人，后下岗，听说去广州打工多年，几年前曾给他来过一封信，后就杳无音信，还有一个女儿好像叫庄云颖，年龄很小，跟随其婆婆生活。

“打脑壳”在冉启珍打工去后，曾把金凤乡下的老屋子装修过，玻璃窗安成茶色的，外面很难看清屋里的情况。窗户又安了防盗网，生怕强盗进了他的屋。他还搭建了一间偏房。每年的10月14日，他都要在家里烧香敬酒……

回到办公室，曾容霞问我：“我没搞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大脑壳’的？”

我看着曾容霞：“记得几年以前，我在吼死一条街办过一个嫖娼案，仿佛记得有一个涉嫌人员叫‘大脑壳’，但具体情况记不清了。”

曾容霞：“我们翻破案表时怎么没发现？”

“那是刑事案件，这是治安案件，没放在一起。何况没有翻那么久。其实，‘大脑壳’的外号，去年被抓时，都应该能发现，但他没把外号说出来。”我又转题：“你说‘大脑壳’有没有可能杀他的老婆？”

曾容霞：“我看可能性不大。他老婆到广州打工后，曾给他来过一封信。这就说明他老婆还在。从这点来看，那封匿名信的真实性还是要打个问号。”

“‘大脑壳’的妻子外出打工，虽然来过信，但也是多年不见音讯了。‘大脑壳’家虽在农村，但住的地方前前后后都是房子，若他真的杀了妻子，由于住户的密度大，他向外面移尸有很大困难，而且容易暴露，尸体说不定就埋藏在他家的地下，可能早已腐化，只剩骨头了。”

曾容霞点着头：“有一定道理。但‘大脑壳’为什么要杀他妻子呢？”

我沉默了一会说，这就要深入下去才可能知道。不管怎样，先把专案组成立起来，就叫“4•17”专案组，地点就设在我办公室里吧，办公室就是专案组，专案组也是办公室。

曾容霞问我，怎么深入？我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看着曾容霞说，挖屋。

曾容霞不解地看着我说，挖屋，挖哪个的屋？我明确地说，挖“大脑壳”的屋。

曾容霞说，这是不是有点过急？有没有用？

我认为有些迷团，是要用事实来解除的。

曾容霞说，恐怕要给彭玉萍副局长汇报。

3

第二天早晨，我和曾容霞带着两个搞土建的男民工来到九龙坡区金凤镇的安民村，发现正屋门是木门，窗户安有铝合金、茶色玻璃，还安有圆铁条的防盗网。正屋的左边搭建有一偏房，还有一道门。

正屋打开了，一股阴风扑面而来，使人打起了寒颤。这屋子因长期无人居住，显得十分阴森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霉变腐蚀的气味。我带着警犬“菲斯”走进去，发现这是一室一厅的屋子。零星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地下是三合土。到偏房要从屋外走。“菲斯”在屋内嗅来嗅去。

我叫民工把卧室里的床架子抬到客厅来，先挖卧室，认为这里有可能藏尸体。民工从屋中挖起走。我纠正，叫从墙角开始挖。錾子、手锤动了起来，锄头也动了起来。一块块泥土被挖起。我和曾容霞去把泥土抱开，让民工往深处挖。

房屋外站了一些看热闹的群众。一对哑巴夫妇不放过这个机会，一个叫屈诗艳的女人见人很多，挤到前面看一眼就走了，一个叫朱阿香的女性很积极，用力挤到前面来看，她的老公吴宗顺也挤到她身边来看……

民工们干得满头是汗。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上午过去了，卧室挖完了，挖了一米多深，不见有尸骨。

我叫民工把客厅里的床架子、沙发和凳子搬到卧室去，又挖客厅。整个客厅也挖完了，仍没有发现尸骨。这时，天快了黑，屋内已无法操作。

曾容霞对我：“忙了一天，什么也没挖到。”

我也觉奇怪，难道那封匿名信真是假的？难道不是这个“大脑壳”杀了人？我从正屋走出来，在外面观察着。我来到偏房外，站着沉思。过了一会，我走到偏房门前，把脸庞贴近门边，一只眼睛从门缝看进去，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有水池、灶台，地下铺了地砖。看后，我来到民工面前：“你们今天回去，明早来继续挖。”

曾容霞看着我问，还要挖哪里？我明确说，挖偏房。

又一天的挖掘工作开始了。我走进偏房，发现有七八个平方米。左边水池的水龙头因年久失修，发出了慢慢的轻轻的滴水声。右边靠墙边的灶台嵌有白色的瓷砖。很显然，这是厨房。

我叫民工在空地上挖。

民工挖得很认真，身上挖热了，脱了外衣又干。挖到厨房的中间来了，一民工撬起一块泥土，发现地下有一点白的，便用锄头在那白的周围轻轻掏，见是一节白骨头。大家有些兴奋。

曾容霞叫民工不要挖，即走去把白骨头小心翼翼地拿起来给我：“找到哪！找到哪！”

我也有些激动，一边伸手接着骨头，一边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接过骨头看也不看，叫民工快快挖。我断定地下还有更多的骨头。

可是，民工挖了一阵，再也没有发现骨头了。一个完整人的骨头应该是很多，怎么会只有一节呢？

这时，我才对这节骨头仔细观察起来。我学过法医，感到这骨头很硬，没有风泡眼，骨节很短，不像成年人的骨头，更不是小孩的骨头，便大声地：“这不是人骨。”

曾容霞：“那是什么骨头？”

我果断地：“是猪骨。”我这一说，偏房里的所有人都很扫兴。

整个偏房几乎都挖完了，还是没有发现人骨。

我走出屋去，发现外面密密麻麻地站了好多人。我知道挖“大脑壳”屋的事传到附近老百姓那里去了，都来看闹热。这下好了，尸骨未挖到，让老百姓笑话。

回到办公室，曾容霞看着我问，怎么办？这案子不好搞，放弃吧。

我看着曾容霞说，之前你怀疑匿名信是假的，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了信中说的这个“大脑壳”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违法犯罪的事实，还有也知道了他的住家，因劳改去了，家里的屋子空起了，而且也没有找到他的老婆在哪里。这些说明，案子正在朝着进展方面走，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放弃呢，要坚持办下去。

曾容霞摆了摆头，好像是把我没办法。偏偏在这个时候，另外的案子发生了，有点吓人的。这个比匿名信要紧，看来只有将“大脑壳”案放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