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蛮牛是猪楠溜的一个光棍汉,人们称他为“光棍协会会长”。
猪楠溜在武陵山区来说，是一个很不出名的小山寨，在秀山县地图上根本查不到它，它隐藏在大山深处一角，从清溪场街上出发，走大约十多公里的乡村公路，然后再沿着崎岖的山路爬上近个把小时，翻过一道山梁，下坡就到了。
蛮牛的家就在下坡的路边边上。
我在这里说的所谓的“家”，其实在一般人眼里，根本看不出是人住的屋子，那不过是一间即将倒塌的破旧小木屋。屋后面是一些杂草丛生的坟墓（也不知蛮牛晚上到底是怎样睡着的）。窗户上用一些废旧薄膜蒙上的，由于风吹雨打的缘故，已经残破不堪了。木屋的屋顶到处都是漏雨的，落雨天推开那道经常虚掩的木门，就会看见了屋里地上一摊一摊的积水，泛发出一点点的光亮。在屋角，有一张快要垮塌的木床，上面凌乱地放着一床已经污迹斑斑的破棉被，是土登布腊染的那种，依稀还可看见铺在床上破旧床单下面的稻谷草。在另外一个墙角，一个长满锈迹的鼎罐显得无精打采，一个铁三角架也歪倒在火塘边。整个小屋子好像一个废品收购站。
在我的脑子里，蛮牛就是一个谜，一个比天还大的谜。其实论年龄，他只比我大十多岁，像貌、智力也不是很差，如果好好打扮一下，说不定寨子上很多人还没有他好看，他一年四季穿着那件带着实钉、有点污垢不堪的军装，据说这件衣服还是公社一个退伍干部，见他没有衣服，送给他的旧衣服。
蛮牛说话口吃得很厉害，每说一句话，脸部胀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也随着他嘴巴的牵动抖动起来，好半天他才吐出一个字来，例如：你……你……老……老…老人……老人家……吃……吃……吃……饭……饭没有？
蛮牛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鼻孔经常会流下两条鼻涕虫，快流到上嘴巴皮的时候，他右手两指捏住鼻梁一扭，顺势朝身边一摔，手指的清鼻涕被摔倒在地上，很自然地用衣袖在鼻子下面一抹，整个过程自然娴熟功到艺熟。
那个时候，人们都穷怕了，一般富裕点的家庭，讨个婆娘都还要费几番功夫，像他这样的人加上他的那个窝，谁又愿意嫁给他呢？所以二十七、八岁都还是光棍一条。
我对这个谜一样的男人，脑海中唯一的印象就是：脏。我曾经试着问大人（包括杀猪二伯），这个人是怎么了？所有的大人们都回答我：“没事离他远一点，他是个癫子。”每次他从村头鱼塘边走过时，在玩泥巴的小孩们，显得特别的兴奋。他们把手里的泥巴坨坨使劲地扔到他的身上，嘴里还不停的骂：“狗日的蛮牛，你死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出去找媳妇儿去了啊。”
蛮牛看看自己身上被泥巴砸出来的斑斑痕迹，生气地追了过去，脸部胀得像染了鸡血，脖子的青筋鼓起，一边口吃着地叫：小……小……兔崽……崽子些……，一边也弯腰拾起地上的泥巴块，朝小孩子们扔去。那群小孩看见他追过来时，一窝蜂似地跑开了，一边跑，嘴上一边骂：“蛮牛蛮牛，
长得像水牛，
找不到媳妇，
晚上偷偷哭…。”
我也发觉到，整个猪楠溜的人是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连三岁娃娃都可以对他骂、对他凶，也没人觉得这样对他是一种不尊重，人人可随便侮辱他。大人们教训小孩，总是拿蛮牛做例子：“你不好生读书，将来就像蛮牛一样，永远打光棍。”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家过年，三十夜和初一天都要上坡去给祖先们烧纸，每次都要从那破败的小木屋后面经过，有时看见木门紧闭，有时木门虚掩。
好像是1989年春节，我和妻子与大伯等一起上坟，路过他小木屋时，本以为他不在家，可大伯对着屋子喊了一声，蛮牛，快出来喝杯酒，里面竟然回答了一声，回答的什么，我没听清楚。等我们祭拜回来，路过他家门口，我推开门悄悄的向屋里看了一眼，里面竟然是空的，哪里还有他的影子呢。我正在纳闷，发现床上的破棉被有些凌乱，看样子是有人刚才睡过，但不见蛮牛。我茫然若失。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决定到大伯家去，让大伯给我讲讲蛮牛的事情。大伯听了我的话，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把旱烟，卷好塞进长长的烟管，用火柴费劲地点燃，狠命的吸了两口，然后吐出浓得呛人的烟雾。烟雾中我看见大伯皱了皱眉头，接着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开始了讲述…… 蛮牛他亲老汉，也就是我本家的一个伯，在他出生没好久就死了，寨上的人都讲蛮牛的八字大，克死了他的爹，他们孤儿寡母就相依为命过着日子，怪不容易的。后来，他娘实在是遭不住这个苦，于是就改嫁到贵州，他也随着他娘到了贵州。那个时候他才几岁，据说，那个后老汉很是看不起他，对他不是打就是骂，常常打得他鼻青脸肿的，因此他经常躲在外面的柴草堆里过夜，根本就不敢回家。他娘由于是改嫁过去的，没有什么地位，再加上他娘本来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妇人，所以也没办法，只能看着他被打，不敢说上一句话。
大伯叹口气继续说，三年灾害那几年真难啊，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到冬腊月，田头土里，坡坡上，什么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连树皮草根都被剥吃完了，我眼看着一些人活活的饿死，就在路边的田坎上，那些人走着走着就倒在了那里，再也爬不起来了。死了也没人管没人埋，自己都饿得没力气走路，哪个还管得了这些嘛，自己说不定哪天就倒在了田坎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那时到底是怎么挺过来的，反正我是看见什么吃什么，我记得吃得最多的就是树皮和糠糠野菜粑了，觉得那就是当时最好吃的东西了，有些人吃观音土，那个泥巴吃了不消化，吃多了是要死人的。……大伯叹了一口气说。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没几年吧，蛮牛的娘又带着他回到了猪楠溜，因为在这里有蛮牛的亲人存在。
那时文化大革命武斗已经结束，生产队是集体生产，是靠劳动挣工分来分粮食的年代，由于生产队已将他家原来的屋基上，翻盖了社屋，只好在家族们的申请下，在寨上最偏僻的地方，给他盖了这个小木屋，树子都是生产队向公社请示后，从生产队集体山林里砍的。村里人帮着搬来了一些泥巴铸成的砖头和一些烂木板，在角落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床，总算有了自己的家。生产队考虑到他妈住在木屋里，俩娘母住在一起不方便，又在社屋让他铺一个床，晚上和守社屋的人打个伴。他娘本来就患上严重的肺病，回来住年吧，就病逝了。
据大伯说，后来白天蛮牛随着乡亲们一起去上工干活，晚上吃了饭，回到社屋里，怎么都睡不着，于是起床来，一个人跑到那棵高大的桂花树下，坐在冰冷的石板上喝烧酒。
出去这么多年，蛮牛什么都没学会，就是学会了喝烧酒，而且酒量大得惊人，一个人喝斤把酒都没问题。
上工干活时间长了，他就觉得没意思，不想干了。于是，在大伙都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总是一个人跑到附近的岩坳坳里打瞌睡。人们都晓得他是孤儿，也就没与他计较，他爱做就做，不爱做也没有人来说他。后来队长只好把生产队一头黄牛让他看护，给他评点工分，好分点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