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决定去参加小学同学聚会时，我的心就不再平静。然而我79岁的老父亲好像比我更加激动，他看见我在整理出门的旅行用品，围着我转悠，然后诺诺地问道：“是去重庆吗？”
我点点头，他意味深长地又叹道：“那是咱们爷俩的出生地，是你我的故土哇。”
很小就听父亲讲过爷爷奶奶的故事，那是家史也是国史，是我们家永远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陪都，一下子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的中心。爷爷所在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也于1939年10月从上海迁往重庆。当年爷爷就这样一人来到重庆，留下奶奶和一儿一女，还有奶奶肚子里刚刚怀上的父亲在上海。
那时的上海早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不但对各租界区域有着完全的管理权，而且自1939年9月22日，日本完全占领苏州河以北的地区。时局纷乱，民不聊生，奶奶于是在1940年初决定去重庆寻找爷爷。
“当年你奶奶一个人带着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在她肚子里的我，勇敢地出发去重庆寻找你爷爷。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的交通，像你现在这样乘坐飞机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直接抵达目的地。那是要换乘汽车、火车和轮船。”79岁老父亲终于忍不住叨叨絮絮说起来，同时交代我一大堆事情，好像要把他一生的影子抖搂出来。
父亲颤颤巍巍地拿出一本相册，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是我多次看到过的已经变黄了的老照片。而父亲每一次拿出来，好像都是第一次拿出来似地给我们讲述：“你奶奶为了这张照片悔恨了一生，她怎么能够想到刚刚踏上重庆的土地，就会祸从天降？”我马上停止了手中正在整理的东西，我知道父亲又打开了心中那伤心事，每当这时候我都不忍打断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安静地倾听，因为那是我们家族的类似于长征的艰难历程。
“你奶奶当时安排的多么好，想着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再从武汉坐船到重庆。哪里想到那1600多公里，在那战争年代竟然行走了一个多月。”
“爸……”我诺诺地想阻止父亲，不等我说话，父亲就阻拦了我。
“不要打断我，让我今天最后再说一遍。”父亲顿了一下继续说到：“你奶奶坐上火车，没有想到火车到南京就因故不再前行。从南京到武汉五百多公里路程，你奶奶一路换乘汽车整整走了18天，18天呐。”
父亲说到这里激动的咳嗽起来，我马上递过一杯热开水，安抚他说：“爸，我知道，我都知道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不仅仅是父亲，母亲在世时也给我讲述过多次，那确实是让人不可忘记的：
从南京到武汉五百多公里路程，奶奶一路换乘汽车整整走了18天。由于战时各种资源紧张，汽油就更加紧缺。那时有些汽车烧的不是油，而是用木炭做为动力燃料，这使得车厢里煤气味很重，很多人出现缺氧现象，胸闷眩晕受不了，车子只好走走停停，让大家下车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后再上车继续赶路。途中奶奶就带着二个儿女多次换乘这样的车，由于有身孕，比一般人更有缺氧的感觉，经常昏晕，有时甚至呕吐，经常被司机赶下车来。真的不知道奶奶当时是用多么大的毅力克服这些困难，依然一路前行。
更加可怕的是一路上还要面对日本鬼子。奶奶尽管有身孕，但是美貌依然出众。在合肥奶奶因为美貌，甚至差点被日本鬼子糟蹋，亏得那鬼子的副官说：“有孕之身不干净”，才免遭灾害。爷爷后来说，是父亲救了奶奶，日后爷爷特别加倍地疼爱我父亲。
奶奶就这样一路颠簸，好容易到达武汉，却根本买不到去重庆船票，等待五天还是排不上队。后来，还是住在同一个小旅馆的人说：与其这样等待，不如去宜昌坐船机会多一些。奶奶那时咬紧牙关，吃再大的苦，也一定要去找到爷爷，于是振作精神又行动起来前往宜昌。
到宜昌三天后，奶奶终于坐上一艘直达重庆的拖船，上船后她长叹一口气说道：阿弥托佛，终于可以到达重庆了。小拖船停停开开的在江面上慢悠悠前行，奶奶这时却并不着急，想着船总是会抵达重庆，反而很平静地照料着两个孩子。她根本想不到更加大的灾难在等待她。
奶奶离开上海时是六个月的身孕，抵达重庆却已经是七个多月的身孕。她像英雄一样两只手各牵一个孩子，挺着肚子里的父亲走出重庆朝阳门码头。
那一天是难忘的1940年5月4日。奶奶坐上从朝阳门到正中路（现为新华路）的公交车，想着马上要见到爷爷，内心无比高兴。万万没有想到汽车在半路遇到日本轰炸机的突然袭击，公路上的车都歪歪扭扭地躲避着炸弹，在新华路崇因寺附近，密集的炸弹已经无法让汽车前行，于是司机让所有乘客下车躲避。铺天盖地的炸弹从日本轰炸机上飞落下来，路上行人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相互拥挤践踏，不一会除了炸弹还有大量的燃烧弹从飞机上滚落下来，顿时大火漫天，烟雾缭绕。
奶奶和二个孩子突然被惊慌的巨大人流冲散。奶奶像疯了一样，双手护住肚皮里的父亲，大喊着同时用自己的头，顶开人群逆行去寻找两个孩子。然而眼前是火海和爆炸的血影，路边商业店铺在炸弹和燃烧弹中都纷纷塌落燃烧起来，血肉模糊中一片残酷的混乱景象。
奶奶披头散发已经不像人样，嘶哑尖厉的呼叫声音在轰炸声中时隐时现。绝望中，在一堆横七竖八的人堆中，奶奶看见一个孩子在蠕动，一边哭一边在用力把压在他身上的人推掉。那孩子被烟火熏黑的脸上，露出两只惊恐的眼睛在求救，那熟悉的声音一下子让奶奶奔跑过去，把孩子，不对，是儿子，把失而复得的儿子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紧紧抱在自己怀里，嘴里问道：你姐姐，姐姐呢？或许是看见儿子后的惊喜，或许是过度惊怕和过度劳累，奶奶竟然一下子昏厥过去。等到她再次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而且在医院，爷爷失魂落魄泪流满面地在她病床旁守护着。
那时候的爷爷希望奶奶醒来，又怕奶奶醒来。奶奶终于醒来了：“还我女儿……还我女儿……”那狂风暴雨般的痛哭豪叫的怒浪，几乎撕裂了她七个多月的孕身，我的父亲就在那狂风暴雨中出生了。我的父亲是1940年5月5日在重庆的劫难中早产出生。
奶奶心爱的女儿、父亲没有见过面的姐姐、我的姑姑，就这样在人间蒸发消失了，在重庆崇因寺旁边和崇因寺一起在烈火中消失了，连一丝踪影都找不到，连一丝踪迹都没有留下。
我在上中学时曾经详细地翻阅过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资料，特意对日本人轰炸重庆的资料看的很仔细：日本自1938年到1943年，对中国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不分军事目标还是平民区的剧烈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对重庆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其中有炸弹也有燃烧弹，军民死伤10万余人以上。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的居民房屋被炸毁烧毁被倒塌，伤亡惨重，商业区的商铺几乎全部夷为平地。那时候的重庆是一片火海的灰烬，是一片废墟，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地流落街头旷野，惨不忍睹。
我特别关注1940年5月四日，也就是奶奶抵达重庆的这一天，仅仅是这一天，日本人对重庆市区的狂轰滥炸，致使三千多人死亡，二千多人受伤，损坏老百姓住房、商铺等等建筑物近五千栋，致使20万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这一天是民族的殇，也是我们家族的殇。
“去我的母校25中，也就是崇因寺的原址——你姑姑失踪的地方去看看，算是祭奠祭奠吧。”爷爷低沉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我抬起头看见父亲在揩拭眼泪。
